人口红利怎么还？

读书的时候经常看到“资源诅咒”这个词，指的是一帮矿二代国家或城市，矿挖完了经济就嗝屁了。

那时候对这个词没啥感觉。对一个国人聊资源诅咒，就好比让营养不良的穷人家孩子听你扯富贵病，有点齁。

但某一天我突然反应过来：如果把人看成一种矿呢？

格局一下就打开。

先回看传统的资源诅咒。

二战前，资源诅咒的特征还不明显。相反，早期工业化都是在资源富足地区发生的，例如英德的钢煤联合生产区。

像今年大热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，就位于全球第五大的顿巴斯煤田之上。基于这723亿吨的探明储量，乌东形成了以卢甘斯克钢铁厂为核心的煤钢体系，成为苏联工业化的核心之一。

资源诅咒真正开始流行，基本在二战后。

一，基本国际秩序得到保证，直接动手抢的国家越来越少；

一点五，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，使得直接统治他国领土会产生高昂的治理成本；

二，技术扩散使得开采难度降低；

三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贸易体系使得流通成本降低。

二战后，强国们慢慢从初级帝国主义的“抢就完事了”，转为“抢不如买”。用强势货币来间接收割比直接占领要轻松得多。

这是资源诅咒的基础。

学界对资源诅咒还有不少分歧，但主流都认可一个特征：依赖。

高度沉迷的产业依赖，有点像“再吸一口”。

一，容易形成庞大的灰色寻租空间。

私有财产边界不明晰的状态下出现资源红利，最典型的操作就是许可权寻租。

在开采资质、运输、劳务、销售定价上出现各种或明或暗的“门槛”。明的“门槛”容易滋生腐败，买证挂靠伪造躲避检查；暗的“门槛”容易滋生地头蛇，特别是运输和劳务环节。

这些暗处的地头蛇又往往从属于明处的印章，形成上下联动。

产权不清晰，已经是社会治理能力低弱的体现。照常理，应该要靠强力的交易量来对冲。

大规模的、分散的、个体化的交易，会自发呼唤更公平的规则。

但资源红利时，资源所有方和买方往往是少数大企业大集团。因此虽然交易量庞大、从业者众多，但真正有主导权的个体极少。

一百个俄罗斯的油气田也没有一个华强北公平。产权不明晰结合资源红利，往往会恶化寻租。这点，国内的油矿大院子弟应该会有比我更深的领悟。

二，产业结构严重单一化。

很多地方都有单一化特征。东部南部很多县城只做一两个外贸产业，这都是单一化。

但资源产业的单一化有个问题：资源交易的市场反馈，远弱于多数民用品。

例如佛山搞小家电的，两个季度的淡季，必然导致部分高负债小工厂发不出工资。工人流走、厂房转让设备和土地，散了。

而资源型产业，负债规模远高于多数民用品（重工业资产）、资产估值不清晰（到底有多少是“可开采”？）、工人和设备的跨业切换成本较高（服装城可以简单改成五金城，煤市矿市怎么改？），这都导致资源产业宁可熬，也不会轻易变。

直到最后一车煤被远出，大量负债才被明确违约的结局，然后迅速转入漫长的债务出清。

高成本给资源交易带来高刚性。除非行政干预，否则很多矿真的会咬牙挖到最后一方（例如阜新），在最后一刻爆雷。

而长期的刚性单一，又导致本地投资长期被这个单一产业所挤占。当资源枯竭时，仅有的产能、人力、投资都难以在本地找到有效再投资渠道。

这就使得爆雷之日、雷基本全炸在本地。产能直接蒸发、员工当场失业、设备严重贱卖，本地交易量锐减，瞬间跌入萧条。

三，高收益期里的无效投资。

寻租和僵硬的单一产业，已经很糟了。但再加一锤的，是各种无效投资。

在红利期里，手上有闲钱，很多资源富足地区会不自觉地热衷各种超前投资。

有良心的会去发福利，好大喜功的会去大建。这点看一眼沙特就够了，在沙漠里搞各种人造奇观，绿洲海滩，黄沙堆里建高速。

奇观大建，有高额的维护成本；社会福利，是难以削减的民意成本。这俩都是偏刚性的，削减之日就是社会信心衰败之时。

资源的红利，很容易给地方造成一种错觉：我这么赚，我一定做得很好吧？

于是忽视了自身在法治、教育、民生基建、研发和技术储备上的不足。当红利一断，需要其他交易量来迟滞下坠时，左支右绌。

这就使得资源诅咒降临时，不仅有产业本身的债务，还有大量社会面的无效投资所衍生的债务，而且往往和民生相关。

寻租、僵硬单一化、无效投资，这些都是资源诅咒的特点。

现在有个比较黑色幽默的思考摆在我们面前：假如人矿确实挖完了，人矿枯竭又会复刻多少传统资源诅咒的特征？

个人杂想：

首先，单一化里的债务爆雷和投资挤压是高度类似的。

债务爆雷最好理解：我国流水线工人占劳动力总量约11.7%。从产业结构上看，至少有5000万人以上从事着低技术含量的组装工序。

转入老龄化后，单社保压力（接近1比1.8的供养比）就足以拉升劳动力成本。届时，就算打工人卑微地不指望高工资，医保和养老压力也会把社保转为某种“税收”，向企业普遍征收。

走低的青壮年劳动力和走高的社保，最终一定会把劳动力价格拉到制造业难以承受的水平。小厂接单能力下降，爆雷；大厂迁移。结合在一起就是中低端产业的加速流出。

那就是失业。

这倒不好吐槽什么。技术进步本来就伴随着工序本身的就业量减少。

但挤压投资从另一面撞来。

这里说的挤压，是典型的“人矿依赖”：大量对产业的投资（抛去土地这个大头），往往集中于对员工的“管理”。

打卡、摄像头、园区、动作分析、人力流程管理。这些也是要投资的，但这些投资的方向是“管人”，而非“管物”。

设备迭代、材料研发、工序工艺研发上的投资，在我国企业级普遍孱弱。因为人力有红利，投资人力所能产出的增量效率，比投资这些“物”要更赚。

但问题是：当人力从“余”转“缺”，管人的知识和经验很容易无效化，甚至很难输出到海外。

“管物”的投资，例如工程数据和产业数据集成，才是能够扩散到装备制造业和反哺材料研发的关键。

如果想要在低端制造环节转移的同时控制产业链，继续在这个产业里赚多数人还能分享到的钱，那就要有对物的知识。

否则空有“管人”的知识，当产业转移时，除了少数资方和业务培训人员，大量工程师岗位、装备制造行业岗位也被整个转走。还是能赚钱，但只有少数人能赚。

这无助于爆雷时产生的大范围中低端失业。

其次，无效投资。

在咱这的典型，就是红利期的房地产。

我国制造业是赚了钱的，看看东南就知道。但上到老板下到打工人，钱都成了房子。

制造业的剩余是房地产价值的重要支柱。赚了钱买房，因为结婚要房、抵押要房、连特么上市估值都看房。

人矿枯竭本身就会砸房，而制造业稳定收入的工人衰减会加速这个进程，因为稳定现金流走弱，非常不利于强调稳定性的贷款。

至于一线和二三四线的分化、企业主和打工人的“卖厂卖房转进大城地产”，我以前写过很多，不赘述。

最后，寻租。

这块，我认为也有隐性影响。

我个人南北晃荡的经验是：部分东南城市，社会治理能力确实较好。

规则较清晰、窗口好打交道、普通人破事少。即使今年上海被群嘲，我如今依然建议很多小胖友能去上海就去。

这是因为这些城市聚集了庞大的分散个体，这些个体的需求量在倒逼系统迭代，属于压力型改进。

而劳务输出大省们，不分南北，都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社会治理能力停滞。裙带和地方家族，三四十年的小集团。

红利期里，本地青壮年流出，本地社会治理压力较低，反而加重了某些痼疾；待人矿枯竭后，我估计这种趋势反而更明显。

有点像日本泡沫后，文化产品喜欢描写小农村的怪谈。因为投资和人口大分化后，持续现代化的就是东京大阪们，萧条地区会在存量环境里回归保守。

可能会加重某些地区的寻租。

总之，杂想一篇，姑妄阅之。

但人矿枯竭是十年后的必然事实，驱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原动力在消失。之后靠什么，国家和大企业的投资主导会改善什么？又会对哪些困境力有不逮？这是眼下讨论里缺失的。

也是年轻小胖友对自己人生规划所不得不思考的。

喝啤酒滴看过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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